蒙太奇式的、对于情感流动的具象化描写，兼以极其真挚且时刻充满自省的文本词句，是它最具亮色、最吸引人的部分。尽管只有两个多小时的短暂流程（算上对各结局的回收），主要篇幅所讲述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趋向泛化，但《零和之心》依然以精彩的、关于广义的”爱“为何物的探讨，向读者呈现了对现代某种普遍存在的、情感困境与人际交往核心的初窥。



故事始于一场对溃烂的家庭关系的逃离。

自幼生活在双亲名为职责的、惯常的漠视中的女主角，曾经一度天真地以为爱意味着价格贵重的、在双亲之间定期赠送的礼物——直至她目睹那些由父亲赠予母亲的首饰与他的出轨对象之间的关联，和母亲为了安抚因双亲的自我期望而被扔进水里、差点溺亡的她所给予的珍珠手串，才逐渐地意识到这种仪式性的馈赠背后对于破碎的、自利式的“亲密关系”日复一日的回避与掩盖。

在父母极其功利的、基于自身阶级条件再生产的家庭教育主导下，在女主角迄今经历的大部分岁月流逝中，除了从唯一真正关心并爱护她的外祖母那里得到肯定与尊重外，她所获得的，无非是如同奖品般施舍的、可以被随意交易和分配的赞许，而这样的赞许在实际层面上也就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她那能力出众的、可以被主流社会的功利评价予以量化（尤其是在现实层面被视为某种“自我投资”）的兄长与姐姐。

长此以往，无论是在家庭内部，还是在公开的校园生活中，女主角都沦为了某种绝对的边缘：前者自然不必多说，后者则体现在类似她与“熊”（一个浑身洋溢着有毒且极度自私的男性气概的角色）之间的冲突中。老师对她的庇护并非是出自对她本身存在的肯定，而是对她的姐姐在教学体系中所取得的地位的趋附与逢迎。

于持久的、来源于外界的忽视所导致的自我否定和想要体验被爱的感觉的矛盾煎熬中，女主最终做出了对她的生命而言或许是至关重要的决定：在十八岁来临的那天早晨，她请求作为巫女的姐姐对自己施加一个能够令所有人爱上她的魔咒，代价是献祭自己原本能体验和赋予爱的心灵；在为期一个月的、不可逆转的结晶化后，它将自动成为为巫女所有的魔法材料。

她所无法料到的，不仅仅是自己将在这短短的三十天中遭遇的、有如地覆天翻般的心境变化，而且这种变动即将成为前所未有的、开启一场微观的社会实验的契机。



在献祭仪式的作用下，自这一天起，每当女主角行走在校园的庭院、走廊和广场中时，总会有无数双眼和手不由自主地向着她的方向汇聚，在爱的假象和幻觉中缠绕成布满欲望投射的情感漩涡。

繁杂的簇拥如同千人一面的人偶，为女主带来的并非是身临其境的支撑和肯定，而是轻盈且无需支付任何代价的甜言蜜语背后的空洞与虚浮。无论是对她本来就满载恶意的熊，抑或心怀同情的医务室女生，透过以“爱”为名的棱镜，最终映入女主视野的，是他们藉由这一符号化的中介在她身上所投射下的、对各自的原始秉性的直白显现——毋论她是否真正成为了派对的焦点，又或者她是否在呼唤着熊的到来。

置身于新自由主义秩序下中产阶级文化霸权对于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的全方位占领（尤其是具体的消费生活的呈现）中，为时下年轻的主流Z世代所流行的、公开的社会交际，显著地具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其一，在新自由主义社会消费伦理的普遍作用下，通过将自我指涉外化为可供他人消费的社交符号（如具体呈现为某种“兴趣爱好”的消费品味和生活方式），以及通过识别存在区隔的文化资本（如职业、学历、社会地位等），人们往往藉此得以“迅捷而准确”地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下进行社交对象的择取与夸耀，或是彰显个人价值，而个体的真实自我表达和内在特质在很大程度上因此被遮蔽和忽视；其二，情感活动不再全然从属于人自身的自我意识，而是可以被剥离出来并纳入抽象的价值交换体系，且可以被直接生产为可供消费的商品，这导致了如伊娃·易洛思所阐述的、“冷亲密”作为普遍情感状态的降临；至于个体对喜怒哀乐的主观描述，也不再局限于主观，而是通过情绪交换被转变为消费者反馈，它可以被市场的“合理制度”还原为一种从心理层面出发的需求关系，而这正是如今形形色色的、作为可供消费的商品的“情绪价值”的实质所在。在彻底不需要付出和奉献的、不信任责任和超越性的社会关系存在的、对于消费单向的情感劳动和情感客体（譬如各种“主流影游”所提供的那种情感询唤装置）的追求中，成为混沌而庞杂的、由关乎情感和个人价值的消费景观堆叠而成的海洋中的一尾原子化的鱼，似乎成了唯一可行且可以被想象的抉择。

自然，似水母般摇曳在如此深海中的女主，因她内在所具有的洞察能力与纤细，而得以轻易窥见有如鱼群般的人群对她的趋承背后的真实——不过是像气泡般清晰可见又虚幻易碎的、存在于自我投射背后林林总总的欲望罢了。然而，不合时宜的她却有着一张渴望自然呼吸的肺，期盼着在真挚和坦诚的空气中自由而畅快地吐息，而愿景和现实的矛盾则使得她竭尽全力挣扎在冰冷而虚无的洋流中，试图获得某种能令她脱离囹圄的力量。

直至她遇见了如同太阳般诚挚无私的、从一开始就会设身处地处处替她着想的男主。

“月亮不会有机会离开地球的轨道，海洋不会失去潮汐，因为……因为在那发生之前，太阳就会先变成红巨星，吞噬掉地球和月球。”



客观（且悲观地）而言，相较充斥着傲慢、自私与冷漠的现实群体，男主过于美好和理想的形象，终究同样不过是女主基于对理想的情感关系的期待的某种自我投射——各式各样的BE中对于这种投射所造成的后果的描写，恰如其分地以自省的方式反思了女主身上具有负面性的部分。

对于女主而言，在长期的情感生活匮乏和与此相关的、对身边人的价值博弈中，人生只不过是“一场接一场的交易”，包括她自己在内的人们只被允许以胜者和败者的形式予以存在，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超越性的（乃至中间状态）的可能。“每个人都只顾自己，并为了自己而反对其他一切人。他是否要伤害其余所有被他看做死敌的人，那纯粹是由自私自利的打算来决定，就是说，看怎样才对他更有利。……一句话，每一个人都把别人看做必须设法除掉的敌人，或者最多也不过把别人看做一种可以供自己利用的工具。”普遍存在于现实中的、将意识形态下的个体塑造为“人力资本”来促成自我投资和与他人展开竞争的、“有问题自己解决”的新自由主义律令，是名副其实的“零和状态”——而这亦是《零和之心》的标题命名的巧妙之处。更进一步地说，主流社会意识将特定历史状态下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社会战争，视为某种内在于所谓人的类本质中的自然状态，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社会结构对社会群体的具体塑造。

男主的出现，于某种程度上彰显了存在超越性的、建立在尊重/欣赏ta人主体性的基础上的真诚情感联结的可能，成为女主走向自主情感实践的契机。不过，既然丧失了心的女主并不全然具备爱人的能力，那么一旦取回正在结晶化的心灵，并且意识到爱是一种基于自我主体性下的、能动的情感流动和主动调频的能力后，女主的身上会发生什么呢？

不同于双向奔赴的HE，“各自沉浮”这个结局，或许在一定层面上能够帮助玩家更清晰地看待这个问题（尽管HE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女主在此结局中不具备爱的自主性）——女主始于迷惘的、朝向外部的盲目情感索求，在经历了男主的坦诚与不求回报、成就她的自主的付出后，最终认清了爱是于成就他人中的自我圆满。故而出于对男主同样的尊重与真诚，以及对爱的能力的具体实践，她坦然面对自己最真实的内心，主动选择与男主成为知心朋友，并且在数年后于男主对这段历练的结语中稳步走向属于自己的人生——

“曾经被认定为不够好的东西，或许会在多年后、或在不同的观众眼中找到价值。”

所以，爱究竟是什么呢？

爱是成全，是奉献，是基于一定原则上对于差异的肯定、尊重与接纳。情感流动很难说存在着某种泾渭分明的本质，但将之把握并赋予最终姿态的主体永远都在于自己。爱是成人之美，亦是自我成就，后者并非意味着某种利己式的“自我投资”，而是通过不求回报的、建立在由衷欣赏所带来的自然情感上的、为ta人真正所需的、正视ta人真实自我的付出，从而在成就ta人的同时完满和证明自身具有爱的能力。即使这趟自我成长之旅存有遗憾，于旅途中从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收获的、足以成为继续前行的动力的温暖抑或教训，便是对于爱与自我最好的回馈。

从更加长远的角度来看，经由对具体的人的置身与关切，才能充分了解ta人的处境、明晰ta人的需要，甚至察觉到其中可能存在的痛苦与困难，从而推己及人，走向更为广阔的、缔结超越性的社会共同体的天地。如此充满能动性和自主性的情感实践，或许正应了阿兰·巴迪欧在《爱的多重奏》的那句关于如何在复数的、小写的群众中重建历史主体的著名论断——“爱是最小单位的共产主义”。

阅读文本的过程中曾数次对来自主视角的自我意识不堪卒读，但介于流程中多少还是有来自他者的具身性体验和主角写作时的自我审视的缘故，故而综合勉强予以中评。

《血泪航线》是一款具有多选择分支、流程较短的互动小说，它大致讲述了一位生长于波兰的自由撰稿人出于强烈的私人动机，决定动身前往埃及并装扮成难民，亲身体验经由利比亚前往欧洲的偷渡之旅，同时在途中尽可能地采访难民，将他们的生命体验和自己的经历整理成册的故事。

本作在描述人物和情境方面具有细腻、具体的笔触，同时基于它所倚仗的题材本身的现实性和特殊性，《血泪航线》的部分写作因此又具有一定的社会关切。然而，多重选择的诘难只不过是这部作品的表象，毋论玩家在对文本的浸润中如何进行抉择或是挣扎，剧情的走向始终都会驶往大体被制作组确定的、仅存在部分区别的命运航道；至于本作具有社会性的关联部分，又因为主角将自身生活经验内化于其中的若干自我表达，而使得这类表述和议题遭遇了相当程度的消解。本测评对本作的一些具体批评，将会在下文所要论述的三段标题中依序展开。



始于大航海时期的，扎根于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全球殖民主义，在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期间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当中，如弗朗西斯·法农所期盼的那般，因具有治疗性的反抗暴力所造成的解殖（decolonization）趋势而逐渐走向崩解。然而，事实的发展正如同他所始终警惕的那般，在来自欧洲的殖民者转身离去后，第三世界各国自身的民族资产阶级纷纷取代了原先压迫者的位置，在隶属于自身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中，接二连三地开启了现代化的路程，但全球资本主义格局下的经济差序和与之相应的、来自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掠夺始终如影随形。矛盾的日渐积攒，终于在2010年12月17日的突尼斯街头，因穆罕默德·布瓦吉吉所点燃的、名为“阿拉伯之春”的焚身炽焰，迅速演变成一场蔓延至整个中东地带的燎原烈火，深刻地影响和重塑了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格局。

只是，在来自社会不同层面的内外部合力的共同作用下，这场旷日持久的社会运动，终究还是因为决定性的力量差别，而被导向了地缘政治的漩涡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战争之中，徒留遍地的伤痕与狼藉。为主角所借道的利比亚，便是如此一个在穆阿迈尔·卡扎菲的统治轰然倒台后，大部分民众挣扎在缺水、断电和长期激烈内战所带来的生死边缘的悲伤之地。

诚然，主角之所以会前往这般残破不堪的阿拉伯世界，除了以中东难民为题材进行纪实文学写作的目的外，作为这一目的的核心驱动是摆脱一成不变的市民社会生活，通过别出心裁的题目选择来崭露头角，而非基于对中东地带人民的深切同情与关注之上的介入。自然而然地，在如此这般的意图驱使下，踏上前往埃及航班的计程车的主角，也就并未事先对他所即将抵达的国家的诸如历史背景、文化/经济差异与民族志等重要内容进行任何了解，就不假思索地一头扎进了亚历山大国际机场的新鲜空气中。

从慵懒的志愿者社区到亚历山大市中心的高档酒店，再从拥挤的贫民窟到利比亚饱经沧桑的街头，在散发着腐肉腥臭的货车车厢中与挤满难民的渔船上，主角时刻切身感受并记录着自己所遇到的一切：饱经丧亲之痛、朴实率真的苏丹人，年迈而嗜好阅读的黑人，清晰冷静的叙利亚人，来自坦桑尼亚部落的残疾单身母亲，特立独行的伊拉克年轻艺术家……穿梭在无数次的交谈与患难中，主角的情绪会随着与之相关的一切事物的变化而起伏涨落，最终沉淀为记忆深处那刻骨铭心的一抹挥之不去的血色。

然而，即使是身处如此被沉痛填满的履历中，为主角所直观累积的，最多只是与难民们共患难的具身经验。面对阿拉伯社会结构的大门，主角在大部分时候都如同一位游手好闲的浪客，漫不经心地随意徘徊在它的门扉之外，仅仅只是在他需要的时候通过浏览手机网络来查询浅显易见的相关知识，而不是深入地从难民们的口中了解这一切：他们从哪里来？他们的社会出身、民族从属、经济地位和性别结构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对所属的国家与自身相关的一切是何态度？他们有着什么样的社会期望？游戏流程前中期的几次相逢和意外，主角都只是轻描淡写地在东拉西扯中与本土难民那充满沟壑的生命肌理擦肩而过。纵使后来经受磨难的主角对此有所设问（如在船上时对某位伊拉克人的访谈），但与之相关的选项中所体现出的部分问题意识依旧不成熟、缺乏诚恳，且很难说不带着某种主角所隶属的波兰社会的中心视角（以及主角从始至终那强烈的、试图彰显某种自我表述的主观意识）。

尽管难民的亲身经历是主角采访最多的内容，但对于这些田野材料的处理和加工（以及从一开始的访谈角度），主角在终局中也只是把它们的共性串联在一起，以自身的视野和语言组织来突出某种作为表象的苦难（详见第十章主角的相关思考，虽然这部分内容在结尾被概括为“错综复杂却成功的方式”），而不是深入发掘种种口述与参与式观察中所潜藏的具体社会联系，乃至彻底站在难民的视角上，让他们用自己本有的声带去发出具有在场性的社会声域。更何况，无论主角如何试图进行主观意愿上的避免，皆无法躲过因自身主张的傲慢而间接导致的、对某位难民原本处境的践踏与随之而来的ta的死亡；纵有许多遗憾，制作组也很难去设想如格蕾塔·通贝里般深入海法、陪伴巴勒斯坦难民这样介入性的行动，只好强行在最后一幕设置无论玩家如何选择，主角的身份都会遭到暴露从而导致被送返波兰，最终得以在“生活的常态”的萦绕中沉浸于写作，抒发某种大体从属于白人中产阶级的余裕。

话虽如此，玩家所需要面对的、关于主角进行具体书写时的各种选择分支，仍然是《血泪航线》中相当有趣的部分，盖因它可以直接体现出玩家对于如何书写他者乃至人类学考察方面的洞见：是肆意而无所顾忌地抒发己见，抑或充当一个机械而“客观”的旁观者，还是带着某种主动的问题意识置换视角、深耕于他者的生命轨迹？与这部分内容呈现直接关联的，是玩家做出选择时制作组藉由主角的内心活动，对这种选择背后的问题意识所提出的种种诘问。遗憾的是，相关选项不仅缺乏更细致的认识区分，对于终局部分主角作为作家的成书内容中潜在的问题，也没有设置来自与之相关的社会活动团体的批评与质疑，唯留一句主角初步功成名就的梗概，整个故事便在末尾制作人员名单列表的滚动中悄然落幕。


如同前文中所述的那般，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难民所经历的种种创伤，对于主角而言，更像是“融为一座熔炉”一般，这些错综复杂的关联远远地超出了他所能处理的能力范畴之外。在情绪的迷茫与低落中，主角最终选择以更加个人化的共性视角来处理自己所面对的采访者，而与之相关的采访问题和意识（这非常重要！）也不尽人意。故事的最后，“漫无边际的苦难”终究被铸造为一种纯粹展览式的呈现，且主要集中在难民偷渡之旅的艰辛与血泪上，而背后复杂的社会成因则被简略地一笔带过，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本作沦为了某种止步于廉价同情的展品。

至于游戏后半部分对偷渡航行时主角受难际遇的大段描述，由于其中置入了相当可观的、来源于主角的亲身体验和由此产生的创伤性经历，从而使得这部分内容因强烈的自我情感而一跃成为足以覆盖难民本身所经受的结构性创伤的个人经验。此外，即使是在经受过这些之后，对于第三世界难民所处的普遍困境与具体囹圄，主角的共情更多直接来自于偷渡途中的艰难险阻；而对于这些难民本身曾经扎根过的那些土地和它们所具有的结构/现象而言，主角自始至终依然是一个鲜有触觉、浮于外表的局外人。


对于贯穿大半个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作家张承志曾经撰写过一句极其深刻的诗作为它的总结：

“你缺乏他者的常识，却留下造反的谶语。”

身处曾经的殖民主义和社会传统结构（具体如经济、性别等）所造就的、持续至今的结构性暴力的夹缝中，一个人的社会从属往往并不具备某种单一性：阶级，民族，地域，性别……而在诸多要素的交叉中，又往往有着中心与边缘、主流与少数的区别，这就使得人们时常会遭遇到相较于自己的身份视域而言，于主流社会视野中少有显现的“他者”。本作中，那些形形色色、出身各异的叙利亚/约旦/利比亚/突尼斯难民们，对于身为第一世界欧洲白人的主角而言，便是有如他者般的存在。

自然，基于此之上的隔阂与冲突，在作为显学的地域性主流视域里是不可避免的。而作为同样主流的“理解”而存在的，是诸如大量整齐划一的、来自学术工业流水线的后殖民理论生产/田野调查：这种“理解”不约而同地从某种隐性的世界主义视角出发，在内化了殖民等级的、来自于主流中产顺性别白人市民的审视中，替第三世界的他者和原住民们许下某种世界公民式的、具有等级差异的现代化允诺。同样地，《血泪航线》中的相关描述，真的具有某种在地性的切身视野吗？显然，本作同样是不能免俗的。

置身于朦胧的难民面孔背后真实且残酷的现实，除了如同本作中利比亚人面临的艰难挣扎外，在面对诸如北叙利亚如今的困境，抑或是自1987年的因提法达（First Intifada）以来巴勒斯坦人民的殷切期盼时，是否仍然存在着某种真诚的、能够显现中东人民自身的方法路径，在能够塑造如同法农般的、第三世界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同时，让其他有志于关注其中乃至行动的人们，也能获得去殖民化的“他者的常识”？对于诸如此类萦绕在游戏内外的症结，或许可以援引《农民工的阶级形成与阶级意识研究》中作者的一段评语，以此作为可能的回答方向和这篇测评的收尾：

“研究者该如何彰显行动者的主体性，恢复曾经被结构主义消解为无的历史主体的地位？如何通过能动的社会学干预，形成关于行动者本身的真切知识？”